李潼并不知李隆基对于自己“篱墙筑定、打扫厅堂”的计划预判，但这段时间里除了正常的军政事务处理之外，他对于长安的一些人事隐患也的确颇有用心。即便听到这些言语，也不会因知己难寻而有什么怜悯。

　　发生在长安的一些骚乱，在四月初消息传递到了东都，首先抵达的是内卫眼线的奏报。

　　内卫眼线奏报的情况不独只有那一篇《鸠鸟赋》妖文，凡所相关人事线索都有述及，足足几大卷的书文内容。

　　“看来是只有这么多了。人事潦草，不当大事……”

　　在将这些奏报翻阅一遍后，李潼略作叹息，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心情既有几分欣慰，又略感意犹未尽。

　　后世对于武周代唐、特别是对武则天这个人，评价褒贬不一，但无论有着怎样的看法与评价，大多都是立足于一个完整的历史进程进行评说，而对当时此世产生的影响，则就有些不够尽实。

　　抛开感情因素的影响，李潼对他奶奶执政以来还算比较认可，对世族的制裁压制、对人才的选拔与寒门的启用，还有就是在内政方面的建设。

　　上层政治态势混乱不堪、对外战争的一塌糊涂，这都是客观存在、无从洗地。但是对开元政治人才的发掘与储备，以及民生政治提供的基础，也的确是增益明显。

　　起码就李潼而言，如果不是他奶奶长期持续的对关陇世族的压制削弱，他也难能获取这么大的施政空间，可能到现在还要沉浸在彼此倾轧的政斗中，甚至于无望大位。从这一点而言，他的开元政治与他奶奶的统治的确是一脉相承。

　　但是最为一个当世之人，从皇权的角度出发，武周代唐的影响的确是深刻且恶劣。哪怕此世有李潼插队上位，避免了他三叔、四叔时期局势混乱、政变频频的弯路，但情势之中的隐患始终存在着。

　　尽管开元君臣励精图治、内外用功，但也只能通过大局的稳定去抵消隐患的危害，却做不到完全的杜绝。

　　道理很简单，那就是武则天以女主当国给这中古政治生态以及时流人心价值观等等带来的冲击实在太大了。皇权的体面与威严在这一场漫长的政治当中，可以说是被破坏的千疮百孔。

　　在这中古世代里，女主当国终究不是政治常态，这都可以实现，还有什么不可能？

　　这就好比在一个民风淳朴的时代中，人人安守本分、努力工作，并认为可以凭此过上富足幸福的生活，结果却突然出现一个投机取巧、用非常规的手段聚敛到大笔财富的人。

　　尽管他未必伤害到我，但我的本分与努力在这种现象的衬比下变得全无意义，甚至有些愚蠢，自然就难免心理失衡、戾气滋生。这种心态的变化，并不源于道德层面的恨富，而是价值观被摧毁的幻灭感。

　　始作俑者，其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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