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用工匠立功按军功计算，看似效仿秦制，其实内里是另外一套，欺骗性很强，无疑是变相安抚了士族，可以说使君的手段，颇为高明啊。”

　　袁熙微笑道：“这个乱世士族自保尚且不暇，还要依附我捞取好处，他们哪有心思去反对这些？”

　　诸葛亮说的第二点，其实袁熙也很得意，真是因为乱世，士族力量削弱，才对这种手段无法合力反对，才给了他可乘之机。

　　盛世有盛世的做法，乱世有乱世的机缘，如何从士族手里抢走其关键的那块蛋糕，是颇有讲究的，以至于即使是皇帝，也不能为所欲为。

　　在科举制出现之前，士族垄断了上升渠道，无论是察举制还是九品中正制，都没有给农工商留下任何机会。

　　于是科举制出现了，这块坚固的石头有所松动，出现了裂缝，但随着科举制选拔出的官员代替士族成为新的固化阶级，历史再度进入了相似的循环。

　　因为固然读书的人多了，但农工的地位照旧，尤其是工匠，在商业发达的宋朝，甚至远不如商人。

　　商人开始和官员结合，形成了新的食利阶级，谓之士大夫。

　　这些人对于政权的认同感日渐薄弱，开始联手对抗皇权，或者分食皇权的利益，其一大表现，就是科举制中的门生老师，他们借此抱团，逐渐架空皇权。

　　但其本质上还是封建士大夫那一套，所以资本主义萌芽期诞生不出更多的果实，因为工匠的上升渠道被堵死了，为数不多的数学理学知识，都被钦天监等部拿去看星象了，却无法推进实际的应用。

　　这不是宋朝本身封建制度的压制问题，而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异化，前提本身便是要削弱中央集权，对抗中央，尤其是要架空皇帝，才能让资本主义的对外掠夺性和无政府性凸显出来，这才是真正的萌芽。

　　但封建制度本身排斥这种行为，两者互相斗争，导致谁也不能前进，到了商业发达，走到瓶颈期，遍地都是萌芽的宋朝，两者的斗争已经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而且士大夫阶级本身就是个怪胎，一方面他需要维护封建制度获取特权，一方面还想要试过商业获取利益，同时削弱中央皇权，这种情况下，宋朝朝堂变成了互相扯皮，朝令夕改的地方。

　　对于这种困局，历史首先做出改革之策的，是一个出乎意料的人。

　　崇宁三年，宋徽宗赵佶下令停止科举考试，改由学校升贡取士，这一举措被称为“废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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