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拥有强烈‘中国意识’的香港对于殖民统治来说是危险的，所以英国人在香港尽力淡化身份认同，有公民而无国民教育。香港也因此成为几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长英国人统治香港的时间里没有进行过国民身份教育的现代文明地区。”
说到这，王恒岳拿出了一本课本放到了面前：“我这里有一本书，是香港中学里的课本，在这本中学历史课本中，中国历史停留在鸦片战争，而且这场战争的性质被描述为‘因为商业利益而爆发的战’不得不承认啊，英国人在香港推行的这种特殊殖民统治方式是有效的。在香港的殖民史中，这个华裔人口高达９６％的社会对殖民统治几乎没有爆发过持续性的反抗，甚至没有持续性的敌对情绪。…,
这也就造成了香港不仅缺少那种一般殖民地所特有的悲情意识，反倒生成对殖民统治的认可
但是，香港人的‘中华根’仍然被英国人完好地保留着，这便形成了香港人独特的矛盾心态，我看大可以称之为‘双重效忠’。”
说到这，王恒岳忽然想到了自己那个时代的一本小说：
《鹿鼎记》！
王恒岳还记得金庸在小说结尾处为满族皇帝康熙设计了一段独白：
“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现下三藩已平，台湾已取，罗刹国又不敢来犯疆界，从此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天地会的反贼定要归复朱明，难道百姓在姓朱的皇帝治下，日子会过得比今日好些吗？”
《鹿鼎记》成书于１９７０年代初，此时的香港在经历了１９６６年“反英抗暴”运动之后，港英政府整顿吏治，成立廉政公署，为商人阶层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对草根阶层推出一系列福利措施，香港经济也进入黄金期，使港人对殖民统治的认同感大大增强。
康熙的这段独白不能不说是当时香港人对历史的借喻，也是彼时香港人一段委婉的心路表白
想到这，王恒岳忍不住说道：
“不是香港人麻木，而是英国人的统治太有效了，有效到我们现在即便成功收复了香港，但要使他对中国重新产生归属感，就不得不让我们付出十倍、百倍的努力那。”
大总统的话一直盘旋在所有官员的耳边。
从大总统的话里，能够感受到一种急迫感。
香港的确已经收回了，但这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收回而已。香港人的心在哪里？在英国人那里还是在中国人这里？
如果让香港人有归属感？
“两个字。”王恒岳忽然说道：“对香港的治理无非就是两个字，一个是‘狠’，一个是‘稳’。狠，要下得了狠手，不要怕人骂。对于香港在英国统治后的影响，最大的是来自历任香港总督。之前的维多利亚女王对香港的影响是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通过港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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