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华夏全面抗战爆发以来，美国政府受“孤立主义”影响，更由于日美贸易的巨大利益，所以对日军侵华一直采取纵容和观望态度。
直到罗斯福看了蒋委员长在10月30日发表的《为武汉撤退告全**民书》，在11月10发来电报：“对于华夏人民的勇敢抗战及其苦难遭遇，深表敬佩与同情。”
罗斯福并表示：华夏如能阐明广州与武汉撤退的战略目的和今后抗战的意志，他将乐于批准对华借款。
所以在罗斯福希望看到蒋委员长态度的这段时间，蒋委员长也很愿意向英美表明抗战的决心。
因此，蒋委员长打定了主意在日军打到长沙时，将这座古城用一把火烧掉，如同他在花园口决堤之前早就打算水淹日军一样。
然而蒋委员长和火烧长沙的具体执行者都错误的选择了日子，实际上中日长沙会战始于1939年9月14日，距离11月13日“文夕大火”相隔10个多月！
究其主要原因在于，蒋委员长对攻占武汉以后的日军实力和动向做出了错误判断。
蒋委员长认为日本占领了广州和武汉后，会急于打通粤汉铁路线，很快就会对武汉发起攻击。
实际情况却是，蒋委员长过高的估计了日军实力，同时也误判了日军的进攻方向。
尽管**早在武汉会战之前就对武汉陷落以后的情况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主席在1938年5月的报告里便指出：
在日本整个国力上说来，他要北防苏联，东防美国，南对英法，内镇人民，日本只有那么多力量，相持阶段有条件的到来了！
日军占领武汉之后的情况，完全和**的预见吻合，尽管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于11月9日把部队推进到了长沙北门的岳阳，但是在此后十多个月里，日军没有再向长沙方面推进。
然而，蒋委员长并没有依据**的论断来判断形势。
蒋委员长于1938年10月29日在原长沙湖南省主席何健的蓉园公馆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与会者有军事委员副委员长冯玉祥、总参谋长何应钦、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原南京卫戍司令唐智生，以及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
会上，在听完陈诚的军事态势分析和防务方案后，蒋委员长突然开始讲话，对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劈头问道：“文白，日本人来了，你们长沙准备怎么办？”
问题来得十分突然，张治中不由得愣住了，他揣摩蒋委员长多半是在考较他如何阻击日军对长沙的进攻！
整理了一下思路后，张治中便答道：“我推断日军可能从湘北、湘东两线进犯，我们可以凭借工事进行顽强抵抗。”
蒋委员长语气咄咄的问道：“你以为这些工事可以抵抗日军的进犯吗？你认为省府可以长期坚守吗？”
张治中神情坚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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